海报｜青春大考，书写未来答卷

这其中既有针对政治议题的政治讨论，如在我爸是李刚和表哥杨达才等事件中对官员腐败问题的讨论。

承认狭义的法律解释的概念，既无必要又有害处。不能把这种解释等同于整个的法律解释。

但法律解释并不一定与权力的运用相联系。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对什么是法律解释（包括法律解释的种类、法律解释的必要性等问题）有个正确的认识。国家为了统一人们对某些法律条文的理解，促进法律的正确实施，特授权一定机关，对法律做出有普遍约束力的解释，这种解释，叫法定解释，也是有权解释的一种。其中，有权解释有法律的约束力，学理解释、任意解释虽然也有重要意义，但都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至于法制宣传、法学教育就更离不开法律解释了，法制宣传、法学教育工作内容中很大的部分，是要教会学生和听众如何正确理解法律。

所谓有害处，就是说，使用狭义的法律解释的概念，必然会同法学界、法律界通常理解的法律解释及其分类发生认识上的分歧，从而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因为他们所理解的法律解释，只是全国人大常委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决议中的那种具有一定普遍约束力的解释，即法定解释。[44]前注[19]，班固书（匈奴传上、下），第3770、3803页。

农耕使得财富积淀在持续耕作的土地上，农民世代定居，除非遇上重大自然灾害或战乱，故土难离。〉及〈狱中诗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4页。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尽管如此，这场战争还是为美国赢得了国际声望，增强了美国国内的凝聚力，南部则收获了佛罗里达，因此号称第二次独立战争。

或许，就因为这个看起来很替各州和民众着想的论证，汉密尔顿忽悠了各州接受了自己的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由联邦政府，而不是各州政府，掌控着国家的常规军。在近代欧洲各大国，即便号称变革最温和的英国，也无一不是如此。

如今，还得加上核武器，以及特定条件下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战略，这对保家卫国或捍卫本国宪制还有些意义。后代王朝，包括那些建国于中原的原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如北魏、东魏、北齐和北周，为防护柔然、突厥和契丹南下，也曾多次大规模修缮甚或重建长城。[55]他的这两个理由并不令我在意，真的我在意的是，汉密尔顿对于本国国情的关注，这两个理由其实都直接有关当时美国的国情，各州（state）疆域相对狭窄，各州也都农业立国。中原的另一个大动荡时期是五代十国。

不是说这些文件不重要，但其重要说到底是因为那个国家/民族/人民重要，但能指和指涉，不能混淆，更不能买椟还珠了。[5]事实上，以色列并没有一部名为《宪法》的文件，而只有一系列宪法性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名为《法律和行政法令》。其实，在当代中国，一个典型事件距今还不到30年。集中关注中国，追求理解中国，努力提炼中国经验，却不追求更不想标榜中国的异端。

这个判断知识只是对于特定的分析单位正确，即以单个欧洲国家作为分析单位。[57] 但问题是，如果军事对于创造和维护一国宪制，对于令一个国家得以构成、发生和存在的疆域，以及维系和平，意义如此重大，为何在当代欧美各国宪制和宪法话语中，它几乎完全缺失？曾经生动重大的军事宪制问题考量，因何且如何，淡出了当今宪法学人的视野？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我也没打算给出确定、全面的回答。

[15]特别是，亚洲大陆黄河中下游地区实在太广阔了，农耕村落没法为秦汉以后中国的国家构成提供足够的制度想象，不能自发为历史中国提供一个必要且有效的政治治理和社会秩序。但如果这个主要有关实践的，而不是学术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视野全然淡出了，会如何？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而在这一视野下，无论是否成功实现了其建造意图，长城都是稳定和维系历史中国的一项宪制。无情的结果是，战乱迭起，死人无数，元初中原人口损失80％。就有了光，[12]从此，时间开始了[13]——这还真不是夸张，在历史中国，每个朝代的纪年都从创建开始。换言之，与欧美各国的国情有关。而说军事对宪制的塑造，则更政治不正确了，似乎最多也只能说宪制对军事的塑造呀。[53] 孟德斯鸠也曾分析罗马衰亡的两个重要原因。

有两个众所周知但又很容易无睹的例子。周亚夫的军事能力和人格品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个人最终的悲剧。

这种说法隐含了一个经验上不可能验证的关于社会发展普遍性和规定性的时间标准，这是20世纪社会观念的产物，因此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独特性的梁漱溟先生的理论架构是一种普世主义的。秦军可以实现人马辎重的快速机动，既可迅速增援受攻击的长城守军，也可以以部分援军从其他关口出关，直接穿插敌军后方，实行战略合围。

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99页。但对政治家来说，这一点也许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做事，做成事，做成利［美］国利民的事。

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37]王先谦：《荀子集解》（儒效），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4页。[40]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页。不曾发生并不必定因为其从来就不会发生，而很可能是因某些努力、某种对策、某个制度甚或某个人避免了其发生，因此，恰当的思考永远要界定并考量那些不在场的因素。

一是华夷之辨，[36]即承认中原与夷差别巨大，这种差别要求并支持区别对待。例如，有位终身研究美国的学者就宣称美国是一个谈出来的国家。

如果全社会都相信言辞立国，契约建国，相信谈出来的美国，法律人就就有理由顾盼自雄，舍我其谁，改法治为法律人之治，至少在和平时期。从规范宪法学上看，这当然太糟了。

在西方威胁利诱下，包括留学英国获博士学位他坑爹的儿子的劝说，卡扎菲自诩明智地放弃了核武和化武，[59] 但数年后，曾同他握手言欢的法国总统就下令发动的军事打击，推翻了其政权，他本人则在被捕后被虐杀，而且3年后，利比亚仍动荡分裂，此刻美国正紧急关闭美驻利比亚大使馆，并撤离所有人员。四、宪制视野中的长城 长城是一个军事防御设施，也是古代中国的伟大工程，这很直观。

[50]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理想政体，就以斯巴达为范本。[15]参见苏力：《何为宪制问题》，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但最主要的是震慑可能的野心家，当必要时，坚决镇压地方的分裂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除了在美国建国时期，并且主要针对州和联邦的权力配置，军事不大可能作为重要问题持续存在于因孤悬海外而获得安全的美国政治宪制话语中，也不大可能进入北美其他国家的宪制视野——除了加拿大，还能有谁？印第安人？对不起，他们从不曾是宪制问题思考的主体，而只是此地宪制必须思考和处置的客体。

想想，有了秦直道机动，将30万秦军部署于咸阳，而不是在长城上，仅此一点，就可以节省多少运送粮草辎重的劳役。公元936年，五代十国中后唐的石敬唐认契丹皇帝为父，出卖了从上海关直到雁门关以西（今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北部）的燕云十六州，换取契丹支持其称帝。

对于中原百姓来说，灾难深重的是西晋灭亡之后的南北朝时期。[58]参见《戈尔巴乔夫指责西方没有遵守北约不东扩的承诺》http：//www．chinanews．com/gj/gjrw/news/2009/04－03/1631112．shtml。

没打算抽象讨论军事的宪制功能，也不是打算（尽管可以，也应当）用宪制的实力政治（realpolitik）来平衡一下流行的规范宪法学，本文追求，根据中国经验，在中国的历史社会语境中，讨论军事对于历史中国的国家构成/宪制（constitution）的具体塑造。[2]转引自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